面对语言的“本体”制约，女性写作如何成为可能?我们如何相信，在女性写作中层开的男权 批判，其所使用的语言——不管何种语言——是未曾被男权意识形态所污染的?女性如何能通 过写作，在语言中获得拯救? 总结近代以来中外女性写作的历史经验，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，答案也是明确的。“面对带 有性别的语言，妇女只有两个选择：1．拒绝规范用语，坚持一种无语言的女性本质；2．接受有缺 陷的语言，同时对语言进行改造。显而易见，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采纳了第二种选择”。 好在语言不是铁板一块。索绪尔指出，语言具有可变性，因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间的关 系是任意的，语言的约定完全是主观的默契。索绪尔说：“语言根本无力抵抗那些随时促使所指 和能指的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。”这意味着语义链是脆弱的，同时意味着“重新语义化”是可能 的。所谓“重新语义化”，指的就是割裂能指与所指间旧有的链条，同时使能指与新的所指发生链 接，在这个新的链接中，语义被置换。‘‘重新语义化”也意味着在旧有的结构中被固定的“语义”， 将在“重新语义化”的永动式的操作中被延异，在不确定性中陷于流浪。 有人指出：男性中心社会对妇女经济、政治上的控制“已经以性的术语语义化了”，“我们必 须把以前构成的性别范畴重新语义化，把意思和意义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，克服传统上关于 女性的联想’咽。可以这么说，“重新语义化”是女性写作在语言的权力平台上与男权意识形态展 开博弈的开始。“重新语义化”，是对“语义的压迫”的抵制，是对语词／语言的既定秩序的破坏，同 时被破坏的当然包括在这个秩序中体现的权力级差，包括由这个秩序来表征的性别秩序。